我哥哥杰姆快十三岁时，胳膊肘严重骨折。等到痊愈，他再也不能玩橄榄球的恐惧也消失了，便很少意识到自己的伤残。他的左臂比右臂短了些；当他站立或行走时，他那只手的手背与身\_体便摆成了直角，拇指和大腿平行。他对此毫不在意，只要他还能传球、开球。
又过了几年，等日子长到能够回首往事时，我们有时会谈论导致他受伤的那些事件。我坚持认为，是尤厄尔家的人引发了这一切，可比我大四岁的杰姆却说，事情起头在更久以前。他说是从迪儿来到的那个夏天，当迪儿最先怂恿我们引诱怪人拉德利出来时，整个事件就开始了。
我说他要是这样长远去看，实际上是从安德鲁·杰克逊&开始的。如果当年杰克逊将军没有把克里克人赶过河，西蒙·芬奇永远也不可能划着小船北上亚拉巴马；如果他没来，那我们又会在哪里呢？我们现在太大了，不能再用拳头解决争端，于是就去问我们的父亲阿蒂克斯。父亲说，我俩都对。
作为南方人，你会因为家族中那些名不见经传的祖先感到耻辱，因为在黑斯廷斯大战&中，他们跟两边都不沾边。我们拥有的只是西蒙·芬奇，一个来自康沃尔郡&，兼做皮货生意的江湖郎中，只有吝啬能战胜他的虔诚。在英格兰，西蒙看不下去那些自称循道宗&的教徒被他们更为开放的教友们迫害，因为西蒙也自称循道宗，他便想方设法渡过大西洋，来到了费城，从那儿再去牙买加，然后又到了莫比尔&，最后北上来到了圣斯蒂芬斯。牢记着约翰·韦斯利&关于买卖的各种清规戒律，西蒙靠行医卖药发了财。可是在从事这个职业的过程中他并不快乐，因为要遏制那些他知道是违背上帝荣光的欲望，像穿戴金银华服什么的。于是西蒙就忘掉了他导师关于严禁拥有“人牛”&的戒律，买了三个奴隶，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在距圣斯蒂芬斯约四十英里的亚拉巴马河岸边建立了自己的家园。他只回过一次圣斯蒂芬斯，娶回来一个妻子，并和她共同繁衍了一个以女儿为主的家族。西蒙活到很大岁数，死的时候非常富有。
家族的传统是男人们都留守在庄园——芬奇园里，靠棉花为生。那时候这个地方自给自足：虽然相对于周围的庄园要简朴一些，但芬奇园里生产一切生活必需品，冰块、面粉和衣料除外，这些东西靠从莫比尔来的河船提供。
西蒙若在世，尽管会狂暴和愤怒，但对南北战乱也只能望洋兴叹吧。这场战争把他的后代掠夺一空，只剩下了土地。靠土地生活的传统一直保持到20世纪，直到我父亲阿蒂克斯·芬奇跑到蒙哥马利&去读法律，他的弟弟到波士顿去学药学为止。他们的姐妹亚历山德拉是留守芬奇家园的人，她嫁了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那人大部分时间都躺在河边的吊床-上，惦记着他布下的串钩上是不是已经挂满了鱼。
我父亲取得律师资格后，便返回梅科姆镇开业。梅科姆镇在芬奇园以东约二十英里，是梅科姆县政府所在地。阿蒂克斯的办公室在县政府楼里，里面只有一个衣帽架、一只痰盂、一张棋盘和一本很少被翻动过的亚拉巴马州的法典。他最早的诉讼委托人，是梅科姆县监狱里最后两个被吊死的人。阿蒂克斯曾极力劝说他们接受州政府的恩典，承认二级谋杀的罪名，以免去一死。可惜他们是哈弗福特家的人——在梅科姆县，这个姓氏和公驴是同义词。哈弗福特兄弟据说是因为被无故扣押了一匹母马产生了误会，打死了梅科姆县的头号铁匠，而且居然是当着三个证人的面打死的。他们事后一口咬定是那“婊子养的”先来找碴儿，自己完全有理由自卫，所以坚持要对一级谋杀指控提出无罪辩诉。阿蒂克斯帮不了他的委托人什么忙，只好在他们上路的时候陪在现场。这件事也许就成了我父亲后来对刑事诉讼非常厌恶的根源。
在梅科姆镇的头五年里，阿蒂克斯的生活极为节俭；此后的几年里，他便用自己挣的钱去资助弟弟的学业。约翰·黑尔·芬奇比我父亲小十岁，在棉花开始不值钱的时候选择去学医学。不过，等到帮助杰克叔叔自立之后，阿蒂克斯从他的法律业务中获得的收入还是很不错的。他喜欢梅科姆，他是土生土长的梅科姆县人；他熟悉这里的人们，人们也熟悉他，因为西蒙·芬奇的勤勉，阿蒂克斯几乎和镇上每个家庭都有着血缘或姻亲关系。
梅科姆是个老镇，不过在我最初的记忆里，它是个死气沉沉的老镇。下雨天街道便成了红泥滩；野草长在人行道上，广场中央的县政府楼摇摇欲坠。不知为什么，那时候的天气好像更热些：黑狗在夏日里煎熬着；广场上闷热的橡树荫下，套在大车上的瘦骨嶙峋的骡子在驱赶苍蝇。男人们挺括的衣领不到上午九点钟就耷拉下来了。女士们中午洗一次澡，下午三点钟睡完午觉再洗一次，等到夜幕降临时，她们个个汗--湿--甜腻，像撒了一层痱子粉当糖霜的软蛋糕。
那时候的人们行动迟缓。他们慢悠悠地穿过广场，在周围的店铺里晃进晃出，在随便什么事情上消磨时光。那时候一天二十四小时，可是好像更长些。人们不需要急着赶路，因为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东西可买，而且也没有钱去买，梅科姆县之外也没有什么可看的。对某些人来说，那是个盲目乐观的时代：梅科姆县的人们刚刚被告知，除了恐惧本身没有什么可恐惧的。
我们住在镇里居民区的主街上——阿蒂克斯、杰姆和我，加上做饭的卡波妮。我和杰姆都觉得我们的父亲很让人满意：他陪我们玩，给我们读书，对待我们随和又公正。
卡波妮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她瘦骨嶙峋，她近视眼，她斜视，她的手掌像床板一样宽，却有床板的两倍那么硬。她老是命令我离开厨房，明明知道杰姆比我大，却责问我为什么不能像他那样懂事，又总是在我还不想回家的时候叫我回去。我们之间的战争没完没了，而且总是一边倒：卡波妮老赢，主要是因为阿蒂克斯老站在她那边。她从杰姆出生时就和我们在一起了，我刚记事就感受到了她的专横。
我们的母亲在我两岁时死了，所以我从来也没有感觉到失去过她。她来自蒙哥马利的格雷厄姆家族，阿蒂克斯第一次当选州立法委员时遇见了她。他那时已到中年，她比他小十五岁。杰姆是他们结婚第一年的产物，四年之后我出生了，又过了两年，我们的母亲忽然心脏病发作去世了。人们说这是她家族的遗传。我并不想念她，但我觉得杰姆很想她。他很清楚地记得她。有时正玩着游戏，他会长叹一声，随后就走开，一个人到车库后面去了。每当他这样子的时候，我就知道最好不要去打扰他。
在我要满六岁、杰姆快十岁那年，我们的夏日活动范围（卡波妮的喊声能听见的距离）是向北过两家到杜博斯太太的房子，向南数三户到拉德利家的地盘。我们从来没敢跨越过这条界线。拉德利家蹲着一个怪人，关于他的一点点描述，都足以让我们一连规矩好几天；杜博斯太太则是个十足的恶魔。
就是在那个夏天，迪儿来到了我们中间。
有天早上，我们在后院刚要开始当天的游戏，忽然听见隔壁雷切尔·哈弗福特小姐家的芥菜畦里有响动。我们走到铁丝篱笆边，看是不是只小狗崽——因为雷切尔家的捕鼠犬快要生了，结果却发现有个人正坐在那里看着我们。他坐在那儿，比芥菜高不了多少。我们也盯着他，直到他先开口招呼：
“嘿。”
“嘿，你。”杰姆和气地回答。
“我是查尔斯·贝克·哈里斯，”他说，“我认字了。”
“那又怎样？”我说。
“我以为你们想知道我能认字了。你有什么需要读的，我可以帮忙……”
“你多大了？”杰姆问，“四岁半？”
“马上就七岁了。”
“咳，怪不得。”杰姆说，拇指向我挑了一下，“那边的斯库特从生下来就认字，她还没上学呢。快七岁了，你看起来可真够小不点儿的。”
“我个子小，可是年岁大。”他说。
杰姆-撩-开额发又仔细看了看他。“你干吗不过来玩，查尔斯·贝克·哈里斯？”他说，“我的天，这什么名字！”
“还没你的可笑呢。雷切尔姨妈说，你的名字叫杰里米·阿蒂克斯·芬奇。”
杰姆皱了皱眉头。“我长得足够撑得起我的名字。”他说，“你的名字比你还要长。我敢说要长一英尺。”
“人们都管我叫迪儿。”迪儿说着，从篱笆下费力钻了过来。
“从上面跨过来比从底下钻过来省事儿。”我说，“你从哪儿来？”
迪儿从密西西比的默里迪恩来，到这里来和他的姨妈雷切尔小姐过暑假，今后每个夏天他都会在梅科姆度过。他家原来也是梅科姆县人，他妈妈在默里迪恩给一个摄影师干活，曾经把他的照片送去参加过一个“美丽儿童”比赛，还赢了五元钱。她把这些钱都给了迪儿，迪儿拿它去看了二十场电影。
“我们这儿没有电影，除了有时候县政府楼里会放一些关于耶稣的片子，”杰姆说，“你看过什么好片子？”
迪儿看过《德拉库拉》，这一显摆顿时让杰姆对他刮目相看。“给我们讲讲吧。”他说。
迪儿是个新鲜人物。他穿着蓝色亚麻短裤，扣子一直扣到衬衫上；他的头发雪白，像小鸭子的绒毛一样竖在脑袋上；他比我大一岁，却比我矮一头。当他给我们讲述这个古老的故事时，他的蓝眼睛忽明忽暗；他的笑声短促而快活；他还老是习惯性地揪着前额中间的一撮旋毛。
当迪儿最后讲到德拉库拉化为烟尘时，杰姆说电影听起来比书还好，这时我问迪儿他的父亲在哪儿：“你一点儿都没提到他。”
“我没有爸爸。”
“他死了吗？”
“没……”
“如果他没死，你就有爸爸，不是吗？”
迪儿-脸-红了，杰姆叫我住嘴，这表明迪儿已经通过审查并被接受了。此后的夏日便在令人满意的例行活动中度过。这些令人满意的例行活动包括：整修建在后院那两棵双生大楝树上的树屋，打闹一会儿，之后把我们根据奥利弗·奥普蒂克、维克托·阿普尔顿和埃德加·赖斯·伯勒斯小说改编的剧本全部上演一遍。就这最后一项，我们有迪儿真是幸运。他扮演那些原来都扔给我的角色——像《人猿泰山》中的猿猴、《罗弗小子》中的克拉布特里先生，以及《汤姆·斯威夫特》中的戴蒙先生。我们由此知道了迪儿是个袖珍默林&，他脑子里装满了各种古怪的计划、奇妙的渴望和有趣的幻想。
可是到了八月底，我们的剧目因为不断重复上演，变得平淡无味了。就是在这时候，迪儿给我们出了个主意：引诱怪人拉德利出来。
拉德利家迷住了迪儿。我们的警告和解释毫无作用，它就像月亮吸引海水一样吸引住了迪儿，不过只是把他吸到拐角的路灯柱子那儿，离拉德利家的院门还有一段安全距离。他会站在那里，抱着那根粗柱子，凝视着，向往着。
拉德利家在我家过去那边一个急转弯的拐角上。向南走，就正对着房子的前廊；人行道从这儿拐弯，绕着房子延伸到另一侧去了。房子低矮，以前是白色的，并有着深深的前廊和绿色的百叶窗，不过现在早已晦暗，变得和四周的院子一样灰不溜秋了。被雨水侵蚀的木瓦耷拉在前廊上的房檐外；几棵橡树遮蔽了阳光。一些残留的尖桩栅栏东倒西歪地护卫着前院——这个被叫“扫院”&的地方却从来没被清扫过——强生草和兔烟草长得非常茂盛。
房子里面，住着一个恶毒的幽灵。人们说他就在屋子里，可我和杰姆从没看见过。人们说他在夜里月亮落下去时出来，偷看人家的窗户。如果人们种的杜鹃花在寒流中冻僵了，那肯定是他向花上吹了气。任何暗中发生在梅科姆的小罪行都是他的功劳。曾经有一段时间，镇上被一连串病态的夜间犯罪吓住了：人们养的鸡和家里的宠物不断被残害；尽管作案的是疯子阿迪，他后来掉进巴克湾里淹死了，可是人们依然盯着拉德利家，不愿意打消他们最初的怀疑。黑人不会在夜里从拉德利家前经过，他会横穿到对面的人行道上，边走边吹口哨。梅科姆学校的操场连着拉德利家的后院，在他们家的鸡圈那儿，有几棵高高的大胡桃树，果实落在了这边的操场上。那些坚果就这么散在地上，孩子们谁也不敢去碰：拉德利家的胡桃吃了会死人的。如果有棒球打进拉德利家院子里，也没有人会去问，这个球就当是丢了。
那房子的厄运从杰姆和我出生之前就开始了。拉德利家的人尽管被整个镇上的人所接受，却选择不与人交往，这在梅科姆是个不可原谅的怪癖。他们不去教堂，不参加这种梅科姆最主要的娱乐活动，而是在家里做礼拜；拉德利太太几乎从不串门去邻居家喝午间咖啡，当然也从未加入过布道团。拉德利先生每天上午十一点半出门，并在十二点钟准时返回，有时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邻居们猜测那里面装的是家里需要的食品、杂货。我从来不知道老拉德利先生是做什么的——杰姆说他“买棉花”，这是什么也不做的委婉说法，可是在人们的记忆中，拉德利先生和太太以及两个儿子一直生活在这里。
拉德利家在星期天门窗紧闭，这又和梅科姆的生活格格不入：关门意味着家里有病人或天气太冷。每个星期天下午，是人们正式出门拜访的时间：女士们穿上了紧身褡&，男人们套上了外套，孩子们也穿上了鞋。可是在星期天下午爬上拉德利家前门的台阶，并招呼一声“嘿”，这是他们的邻居们从来没做过的。拉德利家的房子没有纱门。我曾经问过阿蒂克斯，他们以前有没有过纱门；阿蒂克斯说有过，但那是在我出生之前。
据街坊们传说，拉德利家的小儿子少年时结识了一群来自老塞-罗姆的坎宁安家的人。坎宁安家的人们居住在梅科姆县的北部，是个庞大而混乱的家族。小拉德利和这些人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梅科姆人从未见过的类似团伙的组织。他们做的事不多，却足以让镇上的人们议论纷纷，并且还被三名教士公开警告过。他们在理发店周围闲逛，在星期天乘车去艾伯茨维尔看电影，到县里的河边赌场、露珠旅馆钓鱼营参加舞会，甚至还品尝私酒“桩洞威士忌”。梅科姆镇上谁也没有勇气去告诉拉德利先生，说他的儿子正和一群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
一天晚上，在一种极度兴奋的状态下，少年们驾着一辆借来的破烂蹩脚车，绕着镇中心广场倒着开。梅科姆的老治安员康纳先生试图抓住他们，但他们拒捕，并把他关进了县政府楼的偏房里。镇上的人们认定必须采取行动了。康纳先生说他认得这伙人中的每一个，决心一个也不放过。于是这些少年全被带到未成年人法庭，被起诉行为不检、扰乱治安、人身攻击和伤害，以及在女性面前使用粗暴污秽的语言。法官问康纳先生为什么要包括最后这一条；康纳先生说，因为他们叫骂的声音太大了，他相信梅科姆镇上的每一位女士都听见了。法官决定把这些少年全都送到州里的工读学校去。有时候把他们送去只为了给他们提供食物和好的生活环境：那地方不是监狱，也不丢人。可是拉德利先生不这样认为。拉德利先生说，如果法官放了阿瑟，他会负责不让阿瑟再惹任何麻烦。法官知道拉德利先生的话就是保证，便很乐意地照办了。
其他那些少年都去了工读学校，接受了州里最好的中学教育，其中一位还考上了奥本大学的工程学院。拉德利家的大门却从此就关上了，不论是在平时，还是在星期天，全都大门紧闭。拉德利家的男孩从那之后有十五年没露面了。
可是有那么一天，就在杰姆刚记事的时候，有几个人看到并讲起怪人拉德利，可惜杰姆没赶上。他说阿蒂克斯从不谈论拉德利家的事，如果杰姆问他，他唯一的回答就是让杰姆管好自己的事，让拉德利们管好他们的事，他们有权利这样。可是发生了那件事之后，杰姆说阿蒂克斯摇着头说：“哼，哼，哼。”
杰姆的大部分信息都来源于斯蒂芬妮·克劳福德小姐，她是邻居中的一个长舌妇，她说她知道事情的全过程。据斯蒂芬妮小姐讲，怪人当时正坐在客厅里，从《梅科姆论坛》上剪新闻，好贴在他的集锦簿上。这时候他父亲进来了。当拉德利先生从旁边经过时，怪人一剪刀捅进他父亲腿里，然后拔出来，在自己裤子上擦了擦，又接着剪起报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