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不错，多尔夫斯·雷蒙德先生嘴里正衔着两根从店里买的黄吸管，另一头深深地插进一个牛皮纸袋里。
“从没见人这么做过。”迪儿嘟囔了一句。
“他那里面装的什么？怎么不会漏出来？”
杰姆咯咯笑了。“他是在可乐瓶里倒上威士忌，然后套在纸袋里，以免女士们见了不高兴。你会看见他要从里面吸一下午，偶尔出去一下，再把它装满。”
“他为什么和黑人在一起？”
“向来如此。我估计，他喜欢他们胜过我们。他一个人住在靠近县边界的地方。他有个黑女-人，还生了很多混血儿。等碰见他们我指给你看。”
“他可不像个无赖。”迪儿说。
“他不是，他拥有河岸那边的所有土地，另外一点是，他出身于一个真正的世家。”
“那他为什么要那样？”
“那只是他的生活方式而已。”杰姆说，“人们说他还没从婚礼的悲剧中恢复过来。他本来是要娶一个的，哦，我估计是斯彭德家的女儿。他们还计划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可是没有结成——婚礼彩排后，新娘就上楼把自己脑袋轰掉了。是猎枪，她用脚指头扣的扳机。”
“他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不知道，”杰姆说，“除了多尔夫斯先生谁也不知道。人们说是因为她发现了他有个黑女-人，他以为他可以留着那个黑女-人同时又结婚。他从那之后就一直醉醺醺的。你知道吗？他对那些孩子倒是挺好的……”
“杰姆，”我问，“什么是混血儿？”
“半是白人，半是黑人。斯库特，你可是见过他们的。你知道那个给商店送货的，满脑袋红鬈毛的那个，他就是半个白人。他们这种人很可怜。”
“可怜？怎么会？”
“他们哪边都不算。黑人不要他们，因为他们有一半是白人；白人也不要他们，因为他们是黑人。所以他们夹在中间，哪边都不算。不过现在，多尔夫斯先生，人们说他把两个孩子送到北方去了，那里的人不会在意他们的肤色。看，那儿来了一个。”
一个小男孩攥着一个黑女-人的手向我们走来。在我看来他是个纯黑人：他的皮肤是深巧克力色，长着外翻的大鼻孔和漂亮的牙齿。有时他会高兴地蹦跳一下，那个黑女-人就拽着他的手让他停下来。
杰姆等他们走过去说：“这是其中一个小的。”
“你怎么能认得出？”迪儿问，“我看他是黑人。”
“有时也认不出来，除非你知道他们是谁。反正他是半个雷蒙德。”
“你到底是怎么辨认的？”我问。
“斯库特，我说过了，你得先知道他们是谁。”
“那么你怎么知道我们就不是黑人？”
“杰克叔叔说我们确实不知道。他说从他已追溯到的祖先看，芬奇家还不是，不过据他所知，我们很可能是在《旧约》时从非洲埃塞-俄比亚出来的。”
“如果我们《旧约》时就出来了，那已经太久远了，可以忽略不计。”
“我也这么认为，”杰姆说，“不过在我们这里，一旦你血管里有一滴黑人的血，就会让你完全成为黑人。哎，看……”
一种无形的信号让广场上吃午饭的人都站了起来，撒落下一些报纸、玻璃纸和包装纸的碎屑。孩子们跑回母亲身边，小娃娃被抱在腰间，帽子上带着汗渍的男人们把家里人吆喝到一起，赶着他们进了县政府的大门。在广场远处的角落里，黑人们和多尔夫斯·雷蒙德先生也站起身来，拍打着裤子上的尘土。他们中间只有很少的妇女和孩子，显得不那么有节日气氛。他们耐心地等在白人们身后进门。
“我们进去吧。”迪儿说。
“不，我们最好等他们都进去，阿蒂克斯看见我们，也许会不高兴。”杰姆说。
梅科姆县政府楼有点像是对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朦胧追忆：它南面的水泥圆柱太重了，而被它支撑的房顶则显得太轻了。那些支柱是原县政府楼1856年失火后的唯一幸存物。新的县政府楼围着它们建了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撇开它们建起来的。不过就它的南廊来讲，梅科姆县政府楼几乎是早期维多利亚风格，从北边望过来是一道很不错的风景。可是从侧面一看，那些希腊式的柱子和一个19世纪的钟楼不般配，钟楼里还有座生锈且不准时的大钟，这情景就像是一个人要把所有往日的物质碎片都保留下来。
要进到位于二楼的法庭，就必须经过各种不见天日的县政府办公的小门洞：有估税员、收税员、县书记员、县司法官、巡回书记员和遗嘱查验官这样一些人，他们都待在阴暗的小屋子里，里面是一股发霉的卷宗混合着潮--湿--的旧水泥以及陈年的尿骚味。这里大白天也要开灯，粗糙的地板上总是蒙着一层灰尘。这些办公室里的人员已经变成了他们环境的产物——他们身材矮小，面色苍白，好像从没吹过风、晒过太阳似的。
我们知道会很拥挤，可没想到一楼过厅里也这么多人。我与杰姆和迪儿走散了，便一个人向楼梯井的墙边靠拢，知道杰姆早晚会来找我。我发现自己被裹进了一群“闲人俱乐部”的成员中间，于是尽量让自己别太莽撞。这是一群穿白衬衫、咔叽布裤子上吊背带的老头，他们闲散了一辈子，现在也以同样的方式打发着他们的暮年时光，整天坐在广场橡树下的松木长椅上无所事事。阿蒂克斯说，他们作为法庭事务的殷勤评论者，通过长年观察，已经像首席法官一样精通法律了。平常日子里，他们是法庭里唯一的听众，今天他们安逸的常规活动被打乱，似乎很生气。他们开口说话时，声音听起来漫不经心，又煞有介事。他们说的是我父亲。
“……估计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其中一个人说。
“啊，谁知道，我可不敢说。”另一位说，“阿蒂克斯·芬奇书读得很多，确实非常多。”
“他读得还行，他也只会读读书罢了。”一群人全都窃笑起来。
“我告诉你呀，比利，”第三个人说，“要知道，是法庭指派他为这个黑鬼辩护的。”
“没错，可是阿蒂克斯决意要为他辩护。这就是我不喜欢的地方。”
这倒是个新闻，是让事情有了不同解释的新闻：阿蒂克斯必须去，不管他是否愿意。我奇怪他居然没告诉我们这一点——我们本来可以在很多场合用来为他和我们自己辩解的。他是不得已，所以才去做这些，那会省去多少打架和争吵啊。可是，这能解释镇上人的态度吗？法庭指派阿蒂克斯去为他辩护。阿蒂克斯决意要为他辩护。这就是他们不喜欢的地方。真把人搞糊涂了。
黑人们等着白人上楼之后，也开始进来了。“哦，等一等，”一个俱乐部成员伸着拐棍说，“先别让他们上楼。”
俱乐部成员们开始膝盖僵硬地向上爬，正碰见迪儿和杰姆从上面下来找我。他们挤过来时，杰姆喊道：“斯库特，快来，没有空位了。我们得站着了。”
“你看看。”他性急地说，这时黑人们正蜂拥上楼。前面的老头们会占据大部分的站位，我们没希望了。杰姆说，这都怨我。我们一筹莫展地站在墙边。
“你们进不去吗？”
赛克斯牧师正低头望着我们，手里拿着顶黑帽子。
“嘿，牧师。”杰姆说，“我们进不去了，都怨斯库特。”
“噢，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办法。”
赛克斯牧师斜着身-子挤上去，过了几分钟便回来了。“楼下没有座位了。你们可以跟我去楼上的看台吗？”
“咳，当然可以了。”杰姆说。我们高兴地跑在赛克斯牧师前面进了法庭。在那儿，我们爬上一段后楼梯，停在一个门口。赛克斯牧师气喘吁吁地跟上来，小心地引导我们穿过看台上的黑人听众。有四个黑人站了起来，把他们的前排座位让给了我们。
黑人看台沿着法庭的三面墙延伸，像个二楼的阳台，从这里我们可以把法庭里的一切尽收眼底。
陪审团坐在左边的长窗下。他们个个面目黧黑，身-子瘦长，看上去好像全是农夫。不过这很正常：镇上人很少去当陪审员，他们要么被除名，要么就被允许免于参与。陪审团中有一两个人看着隐约像是穿戴起来的坎宁安。此时他们都警觉地端坐着。
巡回司法官和另一个人，阿蒂克斯和汤姆·鲁宾逊，他们分别坐在桌边背对着我们。巡回司法官的桌上放着一本褐色书和几本黄格纸，阿蒂克斯的桌上什么也没有。
在隔开听众的围栏里面，证人们坐在牛皮面的椅子上。他们正好背对着我们。
泰勒法官坐在法官席上，看上去像条睡眼蒙的老鲨鱼，他的“小鲭鱼”正在前面急速地写着什么。泰勒法官像我见过的大多数法官一样：和蔼可亲，头发花白，面色红润。他开庭时很不正规——有时会把脚跷起来，还常常拿出小刀来清理指甲。在漫长的衡平程序听讼会上，特别是在午饭之后，他常常给人一种打瞌睡的印象。不过这个印象后来被永久消除了——有个律师为了惊醒他，情急之下，故意把一摞书推倒在地，泰勒法官眼睛没睁就嘟囔了一句：“惠特利先生，再做一次罚你一百元。”
他尽管工作起来似乎很随意，却是个精通法律的人，而且实际上把经手的每一项法律程序都掌握得牢牢的。只有一次，人们看见泰勒法官在开庭审理时陷入了僵局，他是被坎宁安家的人难住了。在他们的根据地老塞-罗姆，从一开始就繁衍着两个完全不同的家族分支，可是不幸却用着同一个姓氏。坎宁安家的人与康宁安家的人不断联姻，到最后连名字的拼写都变成了没有实际意义的纯学术的东西——学术到什么时候呢？坎宁安家的人因为土地所有权和康宁安家的人争吵，最后闹上了法庭。在双方辩论中，杰姆斯·坎宁安作证说，他妈妈在地契等文件上写的是坎宁安，可她实际上却是姓康宁安，她拼写不好，读书也少，有时傍晚还坐在前廊上望着远方发呆。听了足足九个小时老塞-罗姆居民们的怪癖之后，泰勒法官把这个案子扔出了法庭。人家问他有什么依据，他说：“助讼。”还宣布说，双方当事人都有机会当众说了一通，希望他们都满意了。他们确实满意了，因为这就是他们原本想要的。
泰勒法官有个好玩的习惯：他允许别人在他的法庭里抽烟，而自己在这方面却从不放纵。有时候，你会有幸看见他把一支长长的干雪茄放进嘴里，缓慢而用力地嚼起来。那支旧雪茄一点一点不见了踪影，等几小时后重新出现时，已经变成了扁平光滑的一团，它的精华都被提炼出来，混进了泰勒法官的消化液里。我有次问阿蒂克斯，泰勒太太怎么能忍受得了去亲-吻他，阿蒂克斯说他们不怎么亲-吻。
证人席在泰勒法官的右边，等我们坐到座位上时，赫克·泰特先生已经在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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