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鸿影搭上汽车赶到市区。这是他第一次来市里，但他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直接依着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了《路灯》编辑部。办公室的人都低头忙碌着。鸿影把信递给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年轻编辑。编辑在上面扫了一眼，说负责他小说的人还没来，让他先坐一边等会。鸿影端坐在一把木椅上，双手放在膝盖上，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他偷眼瞧那几个埋头苦干的编辑，感到他们的工作神圣得要命。他看到每个人面前都摞着大堆的稿子，才知道爱好文学的人有如此之多。等了大半个小时，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风尘仆仆地进了门。那个年轻编辑对鸿影说，这就是他的责任编辑，叫伍令尧。
伍令尧身材瘦小，脑袋却很大，显得和身体不成比例。他脸色发黄，鼻子扁平，两片厚嘴唇和浓密的黑胡须打成一片，墨玉色的眼珠显得非常和善。当鸿影碰上伍令尧含着殷勤笑意的眼神时，直觉告诉他，对方是那种一旦注视你，便会对你坦诚相见的人。他们两人握手了。
伍令尧把鸿影领到桌旁，然后把他投的那篇稿子拿出来，简单地问了一下他的创作动因及思路。随后，他们对书稿进行了一次讨论。伍令尧认可这篇作品的真诚，认为这个短篇小说与其他人的投稿有很明显的不同。但目前这个样子并不理想，缺点和局限都很明显。他向鸿影指出文章是粗线条的，这种手法比较单调，并指出情节的布局没必要从头至尾都苦心孤诣地符合因果关系，哪怕讲些跟故事的发展没有关联的题外话，也不会偏离艺术疆界。这些边角碎料也会丰富故事的内涵。他认为在刻画人物时，应尽量反映主人公幻想的一面，包括那些纯粹的激情、欢愉、哀伤以及羞于启齿的欲念。表现这一面的人性正是小说的目的之一。
鸿影对伍令尧的意见深有感触。他本身就是一个悟性极高的人，能从别人的建议之中，抓住问题的要点和本质，融会贯通，化为自己的血肉，融汇到小说中去。他以伍令尧的思想滋润自己，开始窥见到整个创作轨迹的趋势，并且借助伍令尧的眼睛，不无惊奇地发现，作者也能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作品。但他还不明白作者和作品之间的亲和力是如何形成的，只是简单地理解为小说里的各个人物的本性都是作者通过推己及人臆想出来的。于是他向伍令尧问道：
“小说里的角色就是作家凭空创造的一个个文字堆，他们有着看似合理的言谈举止，可又并不是这么冷冰冰地出现在纸面上。那么，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之人，究竟有何不同呢？”
“肯定有所不同。”伍令尧说道，“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书中人物的根本不同在于，一种是记录，另一种则是创造。日常生活中，我们只不过粗略地相互认识，途径只有外在的迹象。我们从来都没办法真正地相互理解，更谈不上完全的洞悉。完全的了解只不过幻梦一场。可小说中的人物却能完完全全地为读者所了解，如果小说家想这么做的话。他们的内在生活就像外在生活一样，可以完全呈现出来。正因为此，他们才经常显得比历史中的人物，甚至比我们身边的朋友更加清晰可见。他们的里里外外，凡是能够展现的地方，我们都能全盘了解。哪怕他们不够完美或者不够真实，他们也已经没有丝毫秘密可言了。而且，他们还能为现实生活中的晦暗缺失寻得补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要比历史更加真实，因为它超越了简单的事实。我们凭个人经验都明白，毕竟还有比事实更重要的东西。而且，就算小说家没能如愿以偿地把握住这一点，至少他朝这个方向努力过了。他尽可以从襁褓中就开始写他的人物，他尽可以让他们不吃不睡照样活蹦乱跳，他尽可以让他们尽情地恋爱，只管恋爱，除了恋爱什么都不干，因为他看来对他们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因为他们是他的造物。小说家如果认为必要，有权记录一切，说明一切。他知道所有隐藏在人物内心的生活。小说家的职能就是从其根源上揭示隐匿的生活，人物的私密生活是看得见或有可能看得见的，而我们的私密生活却是看不见的。”
“既然如此，”鸿影说道，“小说要虚构的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将思想发展为行为的方法，这方法在日常生活中绝对找不到。那么，小说的国度又是在何种意义上跟尘世的国度大异其趣的呢？”
“这根本没办法几句话说得清楚，因为从科学的角度上看，两者之间没有丝毫的共性。小说是一种艺术作品，有其自身的创作规律，跟日常生活中的规则是两码事。艺术的界限在两者之间画出了一道鸿沟。小说中的人物是否真实并不取决于它们跟我们是否相似（虽说它们也可能和我们很像），而是取决于它们是否令人信服。虚构的人比现实的人更难以捉摸。他是由成百上千各不相同的小说家的头脑孕育而成的，他属于一个内心生活清晰可见的世界，属于一个不知疲倦、不屈不挠地孜孜于各种人际关系的世界，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属于一个叙述者和创造者实为一人的世界。这样看来，我们就能对小说中的某个人物是否真实下个定义了：当小说家对这个人物的一切无不了如指掌时，这个人物就是真实的。他或许故意不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讲给我们听，很多事实都隐而不谈，但是他能让我们产生一种感觉：虽说这个人物没有得到解释说明，却是立得住、讲得通的。我们由此得到的是一种绝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真实。这也正是小说能安慰我们的原因所在。”
“这也许不过是把每个作家都知道的事兜圈子说出来罢了。然而，当作家带着人之为人的天性握笔在手，试图创造人物时，这些人物又该如何跟其它各个方面契合无间呢？”
“对于小说家来说，”伍令尧用严肃而激动的口吻说道，“一切方法都是对的，只要它能表达出他想要表达的东西。目前大为流行的小说形式往往是漏掉了而不是抓住了我们所要寻求的东西。作家坚持一个劲儿地按照那种距离自己内心的物像愈来愈远的设计方案，去构思自己的章节小说。他能把一本书弄得结构严谨，并且技巧上无懈可击，就连那些最苛刻的批评家也看不出一丝漏洞。然而，倘若生命无法在那里面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此大费周章来证明小说情节酷似生活，不仅仅是浪费时间，而且是把工夫用错了地方，反倒把意象的光辉掩盖了。作家把整本小说润色得无懈可击，写得恰如其分，结果，假如他笔下那些人物真能一下子活起来，他们也会发现自己全身穿戴整齐，就连外套上的扣子都合乎规范。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看着这些按照约定俗成的方式填写得满满的书页，常常感到一阵阵怀疑和厌倦：难道小说一定要像这样写吗？难道生活真是这个样子吗？向深处看去，生活绝不是这个样子。细察一个平常人的头脑在平常日子里一瞬间的状况吧。在那一瞬间，头脑接受着数不清的印象，有的离奇，有的琐碎，有的飘逸，有的则像利刃刻下似的那样明晰。它们像是由成千上万颗微粒所构成的连绵不断的骤雨，从四面八方袭来；落下时，它们便形成了这天或那天的生活，着重点与往昔不同，紧要的关键在此而不在彼。因此，如果作家能够以自己的亲身感悟而不是以传统章法作为自己写作的依据，那么，就不必非有什么符合公认格式的情节不可。生活并不是一连串对称排列的路灯。生活是一轮光圈，我们的意识自始至终被它包裹着。对于这种陌生多变、难以界定的内在精神，无论它表现得多么脱离常规而又错综复杂，总要尽可能不掺夹任何外来杂质，将它表现出来。这难道不正是一位小说家的任务吗？”
鸿影跟着伍令尧在莽林中漫游。他吸收了伍令尧那自由创作的精神、豁达的思想和客观观察事物的方法，这种方法使他能潜移默化地理解生活，继而凌驾其上。临别时，鸿影激动地握住伍令尧的手说道：
“您是我的第一位导师。”
伍令尧含笑点了点头，起身把他送到门口。
鸿影吹着口哨欢天喜地地回到宿舍。他在卧铺上躺下，闭上眼睛，像一条慵懒的蜥蜴似的昏昏欲睡。他的思想在打转，却也没有意识要界定在某一个想法上。他对周围的一切失去了知觉，就像一个湖，四周的崇山峻岭把他与世界隔离了。周围没有一点儿声响，没有一点儿骚乱，一切都是那么平和宁静。忽然间，他一跃而起，把头往冷水盆里浸了一会儿，脑子这才稍稍清醒些。他重新坐在桌前卯足了劲，那股冲动，仿佛要征服世界。
一个月后，鸿影人生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渔歌》发表了。